李啸沉思良久,决定对于江南一带的土地兼并情况,首先采用与山东类似的做法。
那就是,由各地地主或自耕农,自行审报自家土地,然后由官府核查比对,以此方式,来先进行田亩测量与统计。
在山东时,李啸推行了这样的政策,可谓别出心裁。当时山东当地的地主们,以为李啸这样做,是为了将来收税方便,故皆尽量少报自家的土地,以求到时可以大大减少上缴的税额。
结果没有想到,李啸随后就派人核查,将地主那些瞒报的土地,当作无主之地全部没收,让全山东的地主,大大地吃了一个哑巴亏,简直可以说是,悔之无及。
因此有了山东的先例在前,现在的江南一带的地主豪绅都聪明了,个个都按实数审报,丝毫不敢作假。他们以为,这样一来,李啸就会对他们毫无办法,从而最终只能默认现状。
最终,李啸安排的人手在各地亲自核查之后,发现其上报的土地数量,与实际田亩之数,倒也差相仿佛。可见,有山东地主的惨痛教训在前,这些江南的地主们,倒是个个精乖得很。
只不过,这样一来,就完全没事了么?
他们完全低估了李啸的狠辣与手腕。
在当年的十二月底,离过年前还有数天时间,整个李啸占领的江南地区,各个州镇的街头巷尾,都了一封长长的新告示。
告示中,李啸规定了一项全新的政策。
即江南当地的地主财绅与自耕农们,每家每户,最多只能保留田亩数量为200亩,这项规制,被称为地户基本田。这些基本田所缴税额,淮河以北之地,暂与山东一样,而淮河以南之地,与山东土地相比,每亩多收两倍。
之所以江南这一带的土地,要比山东这样的北方之地,田税数额要多两倍,倒不是李啸存心欺压,而他在仔细考虑了当地的田亩产出后,才作出的慎重决定。
因为,江南所谓的“重赋”,其实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。在明末时期,生产技术的创新、新品种的引进,自然条件的优越,使得江南地区在农业产量上,远远超过北方地区。
“苏湖熟,天下足”,这句俗语,已充分体现了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在全国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。
早在北宋时,范仲淹就说:“臣知苏州,日点检簿书,一州之田系出税者三万四千顷。中稔之利,每亩得米二石至三石,计出米七百余万石。”
而到了南宋,高斯得则说:“浙东浙西之处,上田一亩收五六石,故谚曰‘苏湖熟天下足’”
而在明朝时,明人谢肇淛也指出:“北人不喜治第而多蓄田,然硗确寡入,视之江南,十不能及一也。”
甚至到了清朝时,清人尹会一也说道:“北方地阔,一夫所耕,自七、八十亩至百亩,力散工薄。”
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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