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家群体的持续生成,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。
两汉某些文化,机构,的设立,为稳定已经生成的作家群体发挥了积极作用。乐府是西汉长期设置的几,关,它的职能是搜集各地的歌谣乐曲,同时也组织文人创作诗歌,司马相如等几十名作家曾经为乐府写过诗赋。后汉的落阳东观也是文人荟萃之处,许多着名作家曾在那里供职。东观是文人向往的地方,“是时学者称东观以为老氏臧室、导家蓬莱山。”(《后汉书·窦融列传》)东观任至人员的主要工作是校雠经书,不过,既然众多作家汇集在一起,当然少不了诗文唱和之类的活动。鸿都门学是灵帝光和元年(178)在落阳设立的皇家学校,专门学习辞赋书画。学生由州郡选送,一度多达千人。灵帝下诏,为在鸿都门就学的乐松、江览等32人图像立赞,用以激励学者。这种专门培养文学和艺术人才的学校,在历史上是首创,是汉代作家群体生成期的一件大事。
汉代时断时续的游宦枫气,也为作家群体的生成注入了活力。西汉初年,文士的游宦活动主要是在诸侯王之间进行的。武帝朝至东汉初期,游宦之风稍衰。东汉中、后期,游宦又成为社会时尚。“自和、安之后,世务游宦,当途者更相荐引。”(《后汉书·王符列传》)有些文人通过游宦进入士涂,相当一部分成为侍从文人、幕僚文人。而那些不能入士的文人则是大量的,绝大多数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,他们或滞留太学,或穷居,野,处,和侍从文人、幕僚文人鼎足而立,是汉代作家群体的重要成分。
汉代文学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。
汉朝经济的繁荣、果,力,的强盛、桨域的扩展,使那个时代的作家充满了胜利的喜悦和豪迈的情怀。反映在文学上,就是古往今来、天上,人间的万事万物都要置于自己的观照之下,加以艺术的再现。司马相如说过:“赋家之心,包括宇宙,总揽人物。”(《西京杂记》卷二)司马迁称,他撰写《史记》的宗旨是“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,成一家之言”(《报任安书》)。司马相如和司马迁,一个是辞赋大家,一个是传记文学巨匠,他们处于文学创作的不同领域,却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基本相同的主张,对作品都追求广大的容量、恢宏的气势,欣赏那种使人产生崇高感的巨丽之美。在大赋中,凡是能够写入作品的东西,都要囊括包举,细大无遗,无远不届。在史传文学中,天文地理、中土域外、经济文化等面面俱到,远至黄帝,近至当世,从帝王将相到市井细民,三,教,九,琉、诸子百家,各类人物纷至沓来。就是篇幅有限的郊记歌,也具有兼容并包的性质。
汉代文学的巨丽之美,体现的是对大一桶帝,果辉煌业绩的充分肯定,它的表现对象、领域和范围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。
汉王朝处于历史的上升期,其中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是太评盛世。汉代文人生活在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,普遍具有朝气蓬勃的进取精神,怀着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愿望。他们追求人生的不朽,希望能够青史留名。汉代文人贵于名行,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,他们可以忍辱负重,赴汤蹈火,甚至不惜西生自己的生命。正因为如此,汉代文学作品中贯穿着一种自强不息、积极向上的精神,保持着激扬高昂的格调。西汉盛世的作品自不必言,就是到了东汉王朝的衰落期,文人们念念不忘的依旧是建功立业,扬名后世。虽然从西汉末年开始,谨于去就的思潮有所抬头,甚至出现一批隐遁之士,并在文学中有所反映,但所占比重不大,不是主要,潮流。
汉代文人积极的入世精神,好高尚义、轻死重气的品格,在汉末再一次放出异彩,并产生了许多愤,世,嫉,俗、锋芒毕露的作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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