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赵煦与章楶对弈‘闲聊’的时候,政事堂的会议还在继续。
纵然这些律法或者大政方针早就酝酿多时,基本上有共识,还是出现了诸多磕磕绊绊。
比如在户部,朝廷要求削弱转运司或者取消,因为转运使在地方上凌驾于诸多官员之上,俨然成了实际主官,并且转运司耗费巨大,朝廷已经有些不堪重负。
但这遭到了户部尚书梁焘的拒绝。
他的原话是:“下官反对。从始至终都反对。转运司固然有诸多弊端,但削弱或者取消转运司,明年的钱粮收取、调转将会出现大问题,户部不能承受,朝廷也不能。下官希望大相公以及政事堂三思。如果大相公等决意推行,下官会告到官家面前,请官家裁决。”
自从章惇出任‘宰执’,少有人敢顶撞他,尤其还是在政事堂扩大会议上!
而在蔡卞提出明年的收支计划,应该确保国库充盈的时候,也遭到了梁焘的强烈反对。
他直言不讳:朝廷原本就是寅吃卯粮,每年透支严重,至今还欠内库六百万贯未还。并且,明年要减税,军队,工部等的支出巨大,明年国库的亏空,至少有两千万贯!
章惇在公布‘水路连通计划’的时候,就是要以‘六条水道为干,二十八官道为辅,勾连全国’,遭到了工部的反对。
工部尚书苏轼坚持认为,朝廷这样的计划‘徒耗民力,与民无益’、‘当以民为本,着力纾困’。
意思很简单,朝廷的钱粮应该用在最深处,而不是去修什么路通什么渠。
纵使有阻力,在面对众多的‘新法’,章惇与蔡卞等人也有的是办法,四两拨千斤的推开,继续各种议题。
在礼部尚书李清臣拿出‘绍圣礼典’的时候,说道:“大相公,这部‘绍圣礼典’只是初步,礼部正在加紧编修,争取用三到五年时间,修著出一部‘绍圣大典’,以为千秋之率。”
历朝历代都有修大典的传统,这是巨大功勋,可传千百世。
李清臣的话,遭到了不少人的反对,倒不是要阻止修‘绍圣大典’,而是‘绍圣礼典’中,对很多礼法进行了‘修正’,并且对很多礼法进行了剔除,这部礼典,上到国家大祭,小到普通人的婚礼仪程,甚至是下葬、上坟,祭拜都有规定!
简而言之,这部‘绍圣礼典’是一部大瘦身的法典,对礼法进行了稍加修改,却又对各种礼法、仪程、规矩等等,进行了大量的删减。
‘礼法’对现在的人来说太过重要了,甚至是神圣的。它高过律法,触碰一点都不容易,何况要进行大规模的修改。
一些尚书,侍郎纷纷表达不同看法,连文彦博都突然张口,来了一句:礼典因人而改,因事而变,世人何所依?
他的意思很简单,日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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